清代的清圣祖，名叫“爱新觉罗．玄烨”，又称“康熙皇帝”，是一位贤德之君，被誉为千古一帝。他功超千古、德被万世，却十分谦虚，对历朝历代的帝王、文臣、武将能看其优点，以史为鉴，与中共党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看历史人物截然不同。

《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入祀资格的两段圣旨，从中也许可以了解清圣祖的历史观。

康熙六十年农历四月丙申日，康熙皇帝对大学士等人下口谕说：“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今宋明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朕君临宇内，不得不为前人言也。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尔等将朕此上谕录出，公同从容详议具奏。”[1]

康熙六十一年农历四月辛酉日，礼部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开会商议，把自从伏羲氏到明朝以来，应入庙崇祀的帝王、功臣，详细的列开了一份名单；“偏据一方、不入正统、及不应崇祀者”，详细的列开了另一份名单，一起上奏折给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后，对大学士等人下口谕说：“此所议应崇祀处，皆是。但其中，尚有宜详细斟酌者。从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概开国元勋居多。如：明之徐达，不过一草莽武夫；刘基，系元之进士，遭遇成功，遂以元勋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辅佐太平、有功军国者，反不得与配享之列，是皆未为允当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时，曾见故明耆旧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载，俱不足信。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万历、泰昌、天启，实不应入崇祀之内。尔等会同九卿，将此详细分别，确议具奏。”[2]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历代帝王将相的习惯，例如：唐太宗时期，就有祭祀历代帝王的记载。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位于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就是祭祀历代帝王将相的建筑。大清国入主中原后，对这座历代帝王庙里祭祀的名单发生了兴趣。清代顺治、康熙、乾隆曾多次争论、增减入祀名单。

康熙皇帝在百忙之余，关心着文化的承传。于是，康熙皇帝在康熙六十年、和康熙六十一年分别下旨，让礼部商议历代帝王庙的入祀名单，对历代帝王、文臣、武将的入祀底线作了指示。（见上面两段圣旨）

然而，未等到礼部回奏，康熙皇帝就于同年（康熙六十一年）的黄历十一月十三日去世了。为了完成康熙皇帝遗旨，礼部在不到一个月后（即：在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就上报了入祀帝王的名单，雍正皇帝立刻下旨“依议速行”，把“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的各朝帝王和一些治世良臣、有功军国的文臣、武将添加到入祀名单上，使造字的苍颉、三国时的赵云、唐代的狄仁杰、宋朝的寇准、范仲淹、明朝的于谦……得以被祭祀。

从康熙皇帝的历史观，想到用党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看古代，“讥评往事”“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必然只被引导看到古代社会坏的一面，看不到古代社会作为主流的好的一面，不但是有失公允，而且立场是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