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与朝鲜半岛相关联的战略后方，进行其有图谋的资源、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战略储备。那么，军事入侵和占领上海的战略企图，就是直接打击中国经济的竞争势头、破坏中国沿海已经开始的现代发展目标、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进而威胁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

“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四个全面”以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密切关联，是上海带动中国沿海改善全球贸易格局的建设性纲领。上海理所当然应该按照总体部署和目标要求，对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上海企业也应在此方面成为先行者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抚今追昔、不忘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梳理我们曾经的艰难道路、为了更从容地迎接面向未来的发展大势。众所周知，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国际社会分别形成了欧洲和亚洲两大战争策源地。在亚洲，日本这个战争策源地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中国。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14年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而中国经济也遭受重创。越来越多的地方志史料和研究表明，上海曾经代表着当时中国现代化的良好势头，但这一势头被日本侵略者打断了。

抗战前夕上海经济发展状况

上海地方志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商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规模、水平都超过以前。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规模仅次于江南造船所。而日本利用特权，在上海形成庞大的纺织工业集团，拥有的纱锭几乎占上海纺织业半数。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加快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同时给民族资本工业带来严重的威胁。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民众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为上海华商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重工业出现大鑫炼钢厂、中国制铜厂、华昌钢精厂、中华辗铜厂等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化工业有正泰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中孚染料厂、中国酒精厂等，机械工业形成船舶修造、轧花机制造、缫丝机制造、纺织针织机修配、机器安装、公用事业修配、印刷机制造等7个行业。管理人员吸取西方工业经营管理经验，以质求胜，因地制宜，创造佛手味精、华生电扇、华成电机、美亚真丝被面、章华呢绒、永和热水袋、金城热水瓶、回力球鞋、大中华轮胎等代表中国民族工业生产水准的知名产品，有的还广为出口。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工业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生产规模几乎占全国之半。1933年，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而到了1937年6月，上海全市有工厂5515家。其中，棉纺厂65家，约占全国43.9%，纱锭占全国40.2%；卷烟厂46家，约占全国76.7%；面粉厂12家，占全国9.8%，磨粉机占全国32.7%；发电厂7家，装机容量26万千瓦，占全国总量45.5%。商业批发企业8300多家，约占全国1/3，60%工业品销往全国各地。建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纱布交易所和中国机制面粉交易所，以及米、粮食、油饼、南货、烟叶、茶、火腿腌腊、猪鬃、油脂、棉花、土布、颜料、药材、木材、漆、竹、瓷器、生皮等34个主要商品交易市场，区域经济网络则遍布全国。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心城市的繁荣景象。如：航运事业比横滨发达，国际贸易比大阪兴旺。当时，上海港码头岸线长10.48公里，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1933年进出上海港的国内外商船吨位3522万吨，对外贸易约占全国50%。上海成为埠际贸易的枢纽，与内地贸易的货值也逐年递增。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输出入贸易总值的52%。

如果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成立所谓的“满洲国”，其战略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与朝鲜半岛相关联的战略后方，进行其有图谋的资源、物资、劳动力和兵员的战略储备。那么，军事入侵和占领上海的战略企图，就是直接打击中国经济的竞争势头、破坏中国沿海已经开始的现代发展目标、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进而威胁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1925年以后，日本军界、政界就加大了对上海的渗透；而1931年在我国东北得手之后，日本军事行动马上在上海展开。

日军侵占上海期间，除残暴统治、残害民众、奴化文化之外，主要战略目的就是掠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资源和中国资产，力图实现所谓的“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事实上，在日军控制上海后不久，中国经济即陷入困境。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闸北、南市、浦东等地区相继沦陷，经济损失极为惨重。闸北地区工业几乎全部损失，杨树浦和虹口地区工业损失70%，南市地区工业损失30%。全市约有2270家工厂毁于日军炮火，148家民营企业和1.2万吨机器物资转移到重庆等后方。一批工厂迁入租界经营，租界内机械、棉纺、丝织、毛纺、针织、染织、造纸、印刷、橡胶、制药、面粉等行业因此而发展。商业和华商进出口贸易出现新的发展，金融、交通运输、房地产业等出现短暂繁荣，黄金、外汇、证券、房地产、棉布、棉纱、大米等投机囤积严重。但租界所谓“孤岛”的繁荣是虚幻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接管”在沪所有英、美商工厂71家，或以“敌性企业”勒令停业。1941年12月17日，又封闭各大仓库，禁止物资移动，并规定粮食、食油、汽车、五金、橡胶、化工原料、药品等均须限期登记。申报期满，有些物资即被没收，所给代价为市场价格的15%。同时，日军还“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气公司、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银行。1942年3月27日，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等实行军事统制；拆毁机器设备，搜刮各类机床和纱、布；削减电力供应量。日军对华商工业企业以“经济提携”名义，分别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又因海上交通断绝，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发生困难，上海工业严重衰退。1943年，华商工厂约倒闭2/3，剩1145家；纺织业约90%纱锭闲置，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1945年，工业严重萎缩，民用品工厂则大部分停产，失业工人30万人。

一方面是直接打击和没收，另一方面则是另立名义掠夺财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9月上旬，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到沪进行经济验收，评估日军在上海侵占的工厂、银行资产加上储存物资价值法币12648亿元。抗战期间，日军还在上海大规模地使用军票，充当华中日军的主要经费来源。日军明确：军票一无发行准备，二无发行银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这“三无”特征，充分暴露了其经济侵略性和掠夺性。通过上海散发的军票，抗战期间的流通时间长达6年4个月，掠夺区域遍及华中和华南。由于“三无”，1937年到1941年，军票就贬值了6倍。除军票的无耻掠夺，日伪还发行伪币和直接掠夺储户资产。而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价上涨5490倍，民众生活无以为继。

民族独立为上海赢得发展空间

抗战胜利后，一批内迁企业回到了上海，为上海经济的再度繁荣提供了“种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让我们重拾了民族尊严，而且也为上海这座国家的工业中心城市赢得了必要发展空间。

上海地方志显示：到1949年底，纺织行业的国营工厂全部复工，私营工业中65%以上的纺织印染厂、30%以上的丝绸厂、70%以上的面粉厂以及毛纺织、针织、水泥、橡胶、火柴、肥皂等工厂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全市工业生产恢复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

1953年—1957年，国家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5.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投资2.2%。工业建设实施“改建为主、新建为辅”方针，加强薄弱环节，发挥老企业作用。其间，建成上海炼油厂，自行设计制造出年加工能力15万吨原油的装置，共加工原油46万吨，上海始有炼油工业。建成全国第一家抗菌素生产企业上海第三制药厂，结束中国抗菌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改建和扩建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生产国内首套6000千瓦和1.2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提供国产装备，发展国家电力工业。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市工业投资27.03万元，重工业占86.7%。加强钢铁工业，新建生产特殊钢的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矽钢片厂和特殊钢原料生产厂上海碳素厂等大型企业，改建和扩建上海第一、第三、第十钢铁厂等20多家炼钢、轧钢和有色金属企业。同时，上海大力发展化学工业、机电工业和电力工业。上海还加强了传统的轻纺工业调整改组，挖掘生产潜力，扩大生产能力，开发新型轻纺工业产品。到1962年，全市重工业产值达到60.77亿元，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40.4%。全国生产的154种主要成套设备，上海就能制造130种。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1990年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战略之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上海就一直作为领头羊和排头兵，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着时代的路径。在中国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内乱和侵略的威胁，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攀居全球第二的同时，上海的发展也取得了有地方志记录以来的最高成就，并正在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迈进。

今天的上海，早已超越了日本全面侵华前夕的繁荣状态。今年，既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十二五”规划的绩效评估情况看，目前上海已达到或接近国际主要贸易中心城市的水平，口岸货物进出口约占全国的27%、全球的3%左右，全面超越新加坡、我国香港；服务进出口占全国的30%、全球的2%左右。目前，上海主要内贸流通指标，包括商品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电子商务交易额等位居国内主要城市的前列。

上海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了一批大宗商品的交易市场，并通过这些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延伸形成一批价格指数，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该类商品交易的价格风向标，如“MYSTEEL”钢铁价格指数成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钢材期货衍生品交易基准价，易贸能源化工现货指数被国际认定为我国能源化工贸易合同基准价等。同时，上海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长三角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率先启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合作机制正式建立，APEC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营中心落户上海。2014年，全市有进出口业绩企业40665家，其中超10亿美元52家；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逾14万家，其中超百亿元8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研发中心累计分别达到490家、297家和381家，成为内地总部机构最多的城市。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以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新型贸易企业。

在国际金融领域，上海如今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也是当年“远东金融中心”角色所不能比拟的。浦东不仅集聚着众多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总部，而且迎来上海第一家创始性国际金融机构总部——金砖银行；这是上海依托国家实力谋取国际金融话语权软实力的开始。在中国梦引领国际进步潮流的时代，上海就是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旗手，而“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广阔空间则是中国现代化的崭新舞台。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四个全面”以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密切关联，是上海带动中国沿海改善全球贸易格局的建设性纲领。上海理所当然应该按照总体部署和目标要求，对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上海企业也应在此方面成为先行者。国际智库的很多研究表明：上海正致力于成为全球投资贸易的核心节点城市。不过，分析家们也发现，已经明确的“一带一路”沿途6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上海的贸易额，只占到上海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左右，上海与其中很多地区的贸易往来还是空白，这说明上海与沿途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很多促进发展的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走在时代前列，上海才会赢得自己的大未来。和平与发展相伴而生，今天我们在上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仅仅是缅怀遇难同胞、祭奠抗日英烈，而是为了不断超越自我、持续赢得未来。我相信到纪念抗战胜利10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新中国建国百年的前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应该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