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以来，社会规范中关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已经趋向严格，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贞节烈女的事迹还是被大力地提倡。而唐代时期，这种道德观念已经被慢慢淡化，处在被社会舆论所忽略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还是要把它和中华文明的空前繁盛，全民族自信心的暴涨联系起来。政治统治有了空前绝后的宽容，而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制约，要明显地低于其后历代王朝。盛唐时期，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是前朝及后世封建王朝都无法比拟的。

唐代中前期，女主临朝，参与政事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尤其是武氏，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称帝后，武则天公开设立“仙鹤阁”，实际和男性皇帝的“三宫六院”性质相同，育有面首三千。

自此，女性的权利被大大地提升了。女性不再是被贬低、被奴役的角色，也不再是被丈夫淫欲的奴隶，单纯生孩子的工具，而是在婚姻方面享有空前自由的女性。改嫁、再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历史。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过。皇室如此，达官贵人间的婚姻转换更是家常便饭了。被世人熟知的韩愈的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早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即使是社会上的那些“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对改嫁一事表默许态度。

据《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嗣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是受到社会道德的宽容的。而“守节”说没准儿才是不正常的。以上皆是从“皇亲贵族”的角度分析，那么，民间普通百姓是否在婚姻上也可以“享有皇亲贵族般的自由呢”？

其实，唐代妇女再婚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唐代社会的全部，“改嫁、再婚”只是在一部分贵族、皇室间流行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的主导舆论还是遵行理智的精神，提倡合乎纲常的男女观念，鼓励贞节、守节。据张国刚博士对唐代出土墓志的考证，当时相当多的妇女在丈夫死后都选择了寡居而不是再婚。

在《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收录的3000多个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妇女只占10例，而明确记载妇女坚守贞洁者就达264例之多，其中守寡时间最长的妇女甚至守寡达80年之久。而这些寡妇的命运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清闲自在。相反的，大多数的寡居妇女要承担起抚育子女、侍奉公婆、安排生计、主持家务等等繁重的责任；也有一部分妇女在丧夫后回到娘家，与父母、兄弟相扶相知地度过余生；没有公婆、子女需要侍奉照料的寡妇，日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贫穷的她们可能要依靠兄弟的施舍才能生活。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民间的妇女在丧夫后，选择改嫁的很少”。完全自由的婚姻选择只是贵族的游戏，大部分的民间妇女还是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很大。即使民间有少数寡居妇女改嫁，也确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从这些寡居妇女的生活经历来看，孩子年幼，本人尚且年轻，不具备担当的能力，所以才选择改嫁，也是无奈之举。与此同时，寡妇再嫁也有生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有的寡妇无法忍受丧夫后的孤独而选择再嫁，不过，一般的寡居妇女即使再婚，能够允许她们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通过对《太平广记》里的一个故事的阅读，就可见一斑了。一个天生生理就有缺陷的58岁老头儿，因为听得江湖医生的劝解，服用了某种药物。由于此药药效惊人，老头儿“忽思人道，累旬力轻健，欲不制，遂娶寡妇曾氏”。只一“遂”字，便向我们透漏出，老头要想结束光棍儿的生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娶一位寡妇，这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一般的寡妇若是选择再婚，其选择余地已经没有多大了的现实。

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转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开始由盛转衰，皇帝相继走马般上任，思想控制反而更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