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为保护干部、减少损失，周恩来要叶剑英先撤回延安，他留在重庆坚持斗争;而叶剑英也积极劝说周恩来先撤回延安，自己留在重庆与蒋介石周旋。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报请延安由毛泽东决定。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批示：“董(必武)去渝，叶(剑英)回。”他们相处时，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交给他人。
叶剑英、周恩来与博古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一年后即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附马巷7号一个官宦人家，周恩来比叶剑英小1岁。1924年，两人在黄埔军校共事时相识，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两人的友谊整整52年。从年龄上说，叶剑英比周恩来大1岁，周对叶十分尊敬，经常直呼叶剑英为“剑英”，有时在下级面前称“叶公”、“参座”。从职位上说，周一直是叶的上级，还是叶的革命领路人，在公开场合，叶称周为“周副主席”、“总理”、“周公”，平时就直呼“恩来”。
相识黄埔军校，周恩来同意叶剑英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0年1月，23岁的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学堂毕业后，1924年1月，应廖仲恺的邀请叶剑英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同年5月5日，叶剑英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一职，同时讲授兵器学课程。1921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7月下旬，由廖仲恺出资，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周恩来先在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后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并对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叶剑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因为当时中共党内少数人认为叶剑英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他入党，所以叶剑英第一次入党的愿望未能实现。
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的叶剑英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国民政府。当叶剑英看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人越来越走向反动时，便再次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找到自己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李世安。李世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就这样，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随后，叶剑英策应了南昌起义，领导了广州起义。
长征途中，周恩来与叶剑英互相关爱
长征途中，1934年11月，红军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时，部队伤亡惨重。当叶剑英率领部队渡过湘江，正要通过一片开阔地向前面一座小山头挺进时，周恩来急切地赶上来提醒他说：“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向部队传达注意防空命令。话刚说过不久，敌机便飞了过来，叶剑英立即大声命令部队就地卧倒。敌机向下俯冲并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叶剑英的臀部和大腿被炸弹炸伤。
中共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合影
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命令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迅速赶来救治，直到贺诚用担架把叶剑英抬走周恩来才算放心。在作战指挥极其繁忙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抽出时间多次打电话询问叶剑英的治疗情况。遵义会议前后，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工作十分繁忙。红军过草地前，周恩来突然发高烧，有时整天昏迷不醒。
叶剑英陪毛泽东去看望周恩来，对此大家都很着急，而当时长征中最好的医生傅连暲跟着朱德在红五、九军团行动，因为距离太远无法赶回。当叶剑英听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这支部队里还有个医术较高的医生时，叶剑英立即吩咐人去请那位医生，经过几天治疗周恩来终于转危为安。
长征途中，当张国焘危害中央、分裂红军时，叶剑英始终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叶剑英还把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密电”送给毛泽东，才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带领红一、三军团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并先行北上。对此，毛泽东多次对人讲：“长征中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曾多次赞美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作用，说：“叶公大事不糊涂，总是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周恩来除了同意毛泽东对叶剑英评价的两句话，即“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外，周恩来自己也用两句话赞赏叶剑英，即“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叶剑英从延安抵达西安，协助周恩来积极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西安他们两人成了张学良的“和平秘使”。西安事变后，叶剑英与周恩来留在国民党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成立，周恩来为副书记，叶剑英任参谋处参谋长。抗战期间，他们两人在南京、长沙、重庆等地成为“中共外交骑士”。
1938年11月12日，蒋介石决定采取“焦土抗战”政策，火烧长沙城，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夜宿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当办事处驻房着火时，叶剑英的警卫员范希贤叫醒了叶剑英。危急时刻叶剑英没有立即逃命，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把周恩来叫醒。叶剑英不顾个人生命危险爬上二楼跑到周恩来住室大喊：“着火了，快快起来!”并连拖带拉地把周恩来拽出火海。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为保护干部、减少损失，周恩来要叶剑英先撤回延安，他留在重庆坚持斗争;而叶剑英也积极劝说周恩来先撤回延安，自己留在重庆与蒋介石周旋。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报请延安由毛泽东决定。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批示：“董(必武)去渝，叶(剑英)回。”他们相处时，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交给他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在国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国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并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两党及美国三方各派一名代表设立委员会：叶剑英为中共代表，郑介民为国民党政府代表，铙伯森为美国政府代表。三方委员会受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三人军事小组由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的代表马歇尔组成。就这样，叶剑英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活跃在统战的第一线，他们两人紧密配合，与美蒋斗智斗勇，揭露他们假和谈、真备战，假公正、真庇护的丑恶面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赞誉。
“文革”时期，两人风雨同舟，周恩来多次保护叶剑英
“文革”之初，周恩来全力领导国务院工作，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被打倒，周恩来被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则相继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文革”的实际领导权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手里把持着，所以周恩来、叶剑英开展工作时常常阻力重重。
1966年12月，林彪、江青一伙筹划在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作检讨。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气愤地说：“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向我报告?”然后，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人民大会堂，并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代表，周恩来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你们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召开这个会，我不赞成!”经周恩来多次耐心地说服教育，最后终于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保护了陈毅、叶剑英两位元帅。
“文革”初期，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认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认为军队绝对不能乱。为此，叶剑英与陈毅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等多次研究后，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保护干部的措施，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蔑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是“黑后台”，对叶剑英进行打击和批斗，同年11月，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处境艰难的叶剑英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做调查研究，叶剑英被指定到新华印刷厂进行劳动锻炼。
这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已72岁高龄的叶剑英，他特意派杨德中去看望叶剑英，并带话嘱咐叶剑英千万注意身体。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提议，加上叶剑英德高望重，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的迫害，1969年10月，他们借口以所谓的紧急战备的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叶剑英被“流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到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受尽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遇、刁难和折磨，而身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时刻惦记着叶剑英，他多次打电话慰问叶剑英。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葬身外蒙，周恩来抓住批林整风的时机，及时向毛泽东建议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样一来，急于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便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
1975年1月17日,叶剑英同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江青等人企图通过四届人大获取总理、人大委员长等人大政府最高权力，进行篡党夺权。他们派王洪文抢先到长沙见毛泽东，污蔑周恩来、叶剑英会像庐山会议一样搞政变，提出由江青来“组阁”。毛泽东严厉地批评王洪文，叫他以后“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谈谈”。
关键时刻，病重中的周恩来与叶剑英商量后带病赴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全国四届人大人选，经毛泽东同意和全国四届人大通过：由朱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周恩来身患绝症，叶剑英全力挽救
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随后，江青一伙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其目的是不让毛泽东知道详情，这样周恩来的病也就不能得到积极的治疗。“四人帮”一伙还企图从精神上摧毁周恩来，他们天天批“大儒”，骂“周公”，倒“宰相”，还无中生有的翻旧账，把当年敌人诬蔑周恩来并早已解决的所谓“伍豪启事”拿出来要周恩来重新“写交待”材料，还用种种“请示工作”、“看望病情”等借口来干扰周恩来的治疗与休息，企图使周恩来身心交瘁。
对此，叶剑英非常焦急，于是，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叶剑英迅速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直到这时毛泽东才知道周恩来的病情这么严重，他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工作。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很快中央就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人参加，负责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工作。1973年3月，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的工作也由叶剑英处理。
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订治疗方案。为了治好周恩来的病，叶剑英想了许多办法，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还到处打听、搜集治疗膀胱癌的民间秘方，一旦发现，就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还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
1975年，周恩来重病再次住院，“四人帮”加紧了夺权步伐，对此，叶剑英心急如焚。这时的叶剑英除尽力巧妙地与“四人帮”周旋外，还要拿出最大的精力来关照周恩来的病情。根据中央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等亲自组织医疗组为周恩来看病，叶剑英每天早晚都要打电话给医院，询问病情。周恩来做手术时，叶剑英都要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完毕，并问清情况才离开。在繁忙的工作中，叶剑英还抽空拿起渔竿去钓鱼，以缓解心中的烦闷与悲伤，钓鱼时叶剑英总要喃喃自语地说：“恩来同志在生病，今天一定要钓一条大的!”叶剑英有时还亲自把钓的鱼，特地用盘子装着，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活鱼送到医院，让周恩来尝鲜。
1975年8月，周恩来做了一次电灼的治疗后，取得了不错的疗效，对此，叶剑英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要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出发前叶剑英亲笔致信周恩来。在信中，叶剑英满含深情地写道：“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甚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叶剑英在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在信后的附言中，叶剑英写道：“今天得到301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
周恩来逝世的前几天，叶剑英基本上天天都去看望周恩来，并一再嘱咐医生：“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周恩来能说话时，还谆谆嘱托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叶剑英还吩咐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但周恩来顾全大局，始终没有说一句这样的话。
1976年1月8日凌晨，周恩来溘然长逝，79岁的叶剑英任治丧委员会委员。1月10日，叶剑英在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月15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的追悼大会。9个月后，即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没有辜负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与其他同志一道一举粉碎了“四人帮”。